四川(包括现在的重庆)百姓共赴国难
  
  八年抗战岁月漫漫,由于四川这个大后方是陪都所在地,所以负担巨大。抗战最困难时期,估计四川(包括现在的重庆)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%以上。以八年抗战总计,国家支出14640亿元(法币),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。四川(包括现在的重庆)出粮也最多,仅1941年至1945年,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.6万石,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.76%、稻麦总量的31.63%。
  这么多粮食,是四川(包括现在的重庆)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!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,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,问一个老农民:“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?”老农回答说:“老天爷不作美,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。”甘绩镛又问:“粮食不够,还给国家纳粮吗?”老农民说:“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,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!”甘绩镛问:“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,还有啥余粮缴公呢?”老农慨然说:“军队去前方打仗,没粮食就吃不饱,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……只要能打胜仗,赶走日本鬼子,能过太平日子,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,也有想头,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!”还有一个农妇,儿子出川抗战,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,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,说:“我儿子爱国,我也要爱国啊!”
  战时粮食奇缺,全川物价暴涨。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,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、生产,支援前方。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,穿的军衣等,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。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,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,积极运输部队、军粮、难民和军需、民用物资。
  到抗战中后期,国家财政困难万分,军费紧张,全川又掀献金高潮。1944年春,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,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。这年1月17日,“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”在少城公园内举行。从张群、余中英(市长)等官员,到市民、商人、教师、川剧艺人等等,无不踊跃捐献。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: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、瞎眼跛脚的乞丐,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、镍币,叮叮当当放进“救国献金柜”里,然后蹒跚下台。全场哭声顿起,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!
  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,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。这些钱,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!这笔巨款,有力地支持了抗战。
  1940年9月后,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(陪都),成为中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中心。日本人深知“中国大后方”四川的重要,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,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。据统计,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,22500余人被炸死,财产损失难以统计……